我国文艺创作或文艺评论的新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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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的文学批评
，总的说来，有以下六个特点：

一 ，不热衷于纯理论的新学科的研究
，而面对现实，跟踪当前的

创作现象 ，及时作出自己的反应 。对贾平凹 、王朔作品的评论
，对

《九月寓言》、《曾国藩》的艺术分析，对刘震云
、韩少功等作家的

评论 ，均说明评论与创作的关系改善了
，贴近了。在文体研究中，散

文一直是薄弱的环节
。可近年来对散文创作新现象的研究、对余秋雨

文化散文得失的探讨 ，也显示了散文评论不再像过去那样甘居下游。

但评论家们爱走极端 。当他们不热衷于纯理论的新学科建设的时

候
，又有人去效仿思想家做宏观的文化批评
。这种批评，如写得好 ，

的确却能给人高屋建瓴之感，但显得大而空的
，却很常见。这种批评

的一大特征是爱用大词，诸如“全球性 ”人类 。这种“全球性”的滥

用 ，使80年代风行过的细读文本的新批评相形见绌
。这便造成了批评

与创作的疏离。这就难怪有新的创作现象出现的时候
，很少有人作扎

实的研究，不少批评家对此缺乏热情乃至不屑一顾 。对“新写实
”小

说的分析算是例外
。到了1996年 ，又有批评家提出“现实主义冲击波”

的问题。这种提法表明了评论家对创作倾向的关注 。但这种“冲击波 ”

的“旗号
”能否在理论上站得住脚
，则还待推敲
。

一方面说评论与创作关系的改善，一方面又说“疏离” ，乍看起

来前后矛盾
，其实这正反映了90年代的批评特征：批评家对经济大潮

冲击下的复杂文学现象把握不透，时而紧跟 ，时而疏离。疏离的原因
，

除有些批评家改变写作的路线外，还因为90年代的创作不如80年代那

样 ，能激发批评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

二，评论家队伍有新的分流和调整。像下海经商 、改行写小说
、

改写文化评论等等
，确有一些实例，但这些 ，似也不足以证明有些人

所说的在“胜利大逃亡 ”
。至于说学院派评论家都忙于“去码理论学

术‘砖著’
”
，造成对当代作家作品的全面疏离，这是典型的情绪化

评论 ，带有主观随意性。以北京的评论家而论
，他们仍写了许多即时

性的文学理论批评，学术研究并没有消弱他们对“文本”的感受能力

和锐敏的洞察力 。何况 ，90年代还涌现了新一代批评家
。

三
，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中国当代文学史的

研究，从前“十七年 ”时期就开始了 。但那时的研究 ，清一色是当时

文学运动的注脚
，拒排个人化的审美意识
。新时期以来出版的30多种

当代文学史，改变了这种情况。这些文学史 ，确立了当代文学史的研

究对象和范围，探讨了性质和分期
，还对一些有影响的作家作品作了

定位，使当代文学从现代文学史中独立出来 ，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 。

但这些当代文学史著作
，其缺陷也异常明显：对当代文学发展的规律

研究不够，在框架上大都是作家作品论的叠加 ，且忽略了台港澳文学
。

进入90年代后
，这种局面有了改变。突出的标志是首次出现了私

家治史（以往的当代文学史全是集体编写），这就是洪子诚根据他在

1991—1993年在东京大学访问期间整理的讲稿《中国当代文学概况》

（香港青文书屋1997年版） 。此书和他参与编著的《当代文学概观》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书名几乎相同
。但体系、内容和研究视

角大相径庭。该书最重要的特点是在处理 、“重建
”40年来的文学材

料
、现象时 ，不受流行的观点束缚
，敢对取得支配地位的“文学规范”

的性质及其演变作出新的阐释 。具体来说，在论述50—70年代文学时 ，

描述了从延安时期所确立的“工农兵文学 ”如何取得绝对的支配地位
，

以及这一文学形态的基本特点。下编则揭示了这一文学规范在80年代

逐步削弱乃至瓦解的过程，对中国作家“重建
”多元化的格局作了热

情的肯定
。在框架处理上 ，该书没采用流行的作家作品组合方式，而

着重描述文学现象的出现、变迁的过程
，但又不像赵俊贤主编的《中

国当代文学发展综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那样以论代史，

而是史论结合 ，在同类教材中显得一枝独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此

书是目前当代文学史教材中最有独创性的一种 。目前其影响主要在海

外，但相信很快会“出口转内销” ，促使祖国大陆当代文学史教材的

变革
。

在台港文学研究方面
，90年代的台港文学研究工作者各自兢兢业

业写出一批有一定质量的专史，为整合分流的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较

好的基础。

四 ，有关人文精神和城市文化的讨论———尤其是前者
，由学术

界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自发掀起，不少作家积极参与 。在长达3年之久的

讨论中 ，正视了世纪末人文精神危机问题
，反思了知识分子在精英神

话受挫后重新定位的时代课题
。讨论的发起人之一王晓明，曾把讨论

者的一些看法概括为：一 、我们今天置身的文化现实是远远不能令人

满意的 ，甚至可以说它正处在深刻危机之中；二
、作为这危机的一个

重要方面，当代知识分子或文化人精神状态普遍不良
，人格的萎缩，

趣味的粗劣 ，想象力的匮乏和思想、学术的“失语 ”
，正是其触目的

表现；三 、从知识分子或文化人的自身原因讲，就在于丧失了对个人
、

人类和世界的存在意义的把握；四、知识分子或文化人的这种普遍的

精神失据 ，是在近代以来的历史过程中
，由各种政治 、军事、经济和

文化因素合力造成的；五
、要想真正摆脱这样的失据状态，需要几代

人的持续努力；六、作为这个努力的开端 ，讨论者们特别愿意提倡一

种关注人生和世界的存在的基本意义
，不断地培植和发展内心的价值

需求，并且努力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去实践这种需求精神 ，他们用一

个词来概括它
，就是“人文精神”；七 、既然是这样一种精神，它的

实践就自然会成为一个不断生长
、日益丰富的过程 ，一个通过人性和

差异性来体现普遍性的过程。

这场讨论总的说来是在学术民主、自由的气氛下进行的，充分体

现了知识分子可贵的社会责任感 。但讨论时由于各人对人文精神的内

涵理解不一样
，论证不够严密，有大而不当的毛病 ，且思想交锋不够
，

因而这场讨论陷入了形式主义，与人们的生活世界相脱节 ，收获不甚

明显
。

五
，媚俗倾向严重，标“新
”立“后”之风劲吹。一些批评家热

衷于抛出诸如新生代 、新写实
、新体验、新状态 、新都市
、新市民和

私人写作等旗号 ，还有后现代、后批评 、后殖民
、后崛起、后朦胧之

类的新术语 。树这些旗号和术语
，多半是为了一本杂志的畅销或某个

作家群的推出
。在商业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时代，文学在走向商品化 ，

文学批评适当用一些营销手段
，似乎无可厚非，但提口号和术语总要

有一定的理论根据 ，要能符合文学发展实际和作家创作实际。但上述

口号和术语，除少数外
，大都缺乏理论的建树，经不起推敲 。

和这种文学包装化的倾向相联系的是作家作品研讨会的流行和泛

滥。对优秀的或有特点的作品开个研讨会 ，请有水平的评论家来会诊
，

对提高作家的创作水平无疑有一定的帮助
。但当这种形式被无限地使

用，尤其是搞“有偿评论 ” ，使批评家成为作品的广告商时
，这种作

家与评论家的合谋（而不是合作）就不值得赞扬了。

六，不断出现“文学事件
”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

确立 ，面对汹涌澎湃的商品大潮
，神圣的文学再也神圣不起来，作家

感到了困扰 ，批评家们陷入了困惑
。为了对抗这种商品大潮
，更好地

推销自己的精神产品，评论家与作家（或编辑） ，不断上演一出又一

出文学“事件”。先是有王一川策划的文学大师排座次，茅盾被除名
，

金庸等人取而代之的“事件 ” 。到了1997年，则有所谓“马桥之争
”

事件 ，作家与评论家 、评论家与评论家之间闹得不可开交
，直至对簿

公堂
。其实，作为文艺评论 ，求诸法律判决谁是谁非
，不是一种聪明

的选择。我们提倡通过正常的文学批评解决问题 。要听得进不同意见，

听了后可以反批评 ，另方面也要相信时间、相信读者
，不必慌忙采用

法律手段裁决
。

在90年代，还有对谢冕等人主编的两部《百年中国文学经典》
、

《中国百年文学经典》的争论或曰“事件”。这几年 ，为了适应市场

的需要
，一些选家（编选也是一种批评）操起了剪刀和浆糊，编了名

目不同的各种“作品选 ”、“精品选
” 。而这两部由名牌大学教授出

面编的“百年文学经典” ，将这种“编选热 ”推上了顶峰
。由于是近

距离观察，且编选标准不统一
，更重要的是编者以文学史的名义给一

批作家作品打上“经典
”的纹印，因而引起读者以至入选者的质疑。

由于批评表演化和事件化的干扰 ，也由于评论刊物纷纷关门
，批

评文章只好寄生在报刊上，因而90年代文学批评总的说来显得灵动 、

轻盈 ，不如80年代厚实
、凝重 。这除了上面说的和商业营销术入侵了

文学批评领域外
，还受了缺乏理论意义的无谓论争的骚扰。这种骚扰

有时还发展为伤害性批评
。（摘自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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