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县远古社会文化史追考之三---千年神秘的古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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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县远古社会文化史追考之三---千年解密

一个由南向北迁徙、并被埋没在黄河故道下的古俞国文/南雁北望

在历史长河中，古史中很少有资料提及古国，但他确实存在过，只是被黄河淹没后，很少人再记得他了。他就是在第二篇提到的，古鬲国被灭国也绝祀，平原大地上后继者----古俞国开始出现。

我们先看西周开始的（公元前1046年）到东周灭亡（公元前256年）时间段内的诸侯分布图，从中看看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

西周全盛时有记载诸侯列国图

西周初年齐国也是30多平方公里小国。公元前1042年平定“三监之乱”，齐国协助平定薄姑等东夷叛乱后，其地盘收入薄姑之地。

东周的春秋时代，齐国与晋国相继称霸诸侯，成为一代霸主。

但通过从西周开始到东周以及春秋时代，不同时代诸侯地图，我们发现在今整个鲁西北大地上，没有一个诸侯存在，在当时属于古兖州之地、两河肥沃之地，怎么会成没人之地。这在诸侯林立、土地纷争的时代，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答案是一定有一个诸侯国，但不出门，后来被灭国，淹没在历史长河里，而且还有外因把的古城迹也被深深掩埋之地下。

这先听我们平原县西南二十里张官店当地祖祖辈辈流传几句民谣，称：“先有张官店，后有鱼鳞县（实为称：俞灵县）；没了鱼鳞县，还有张官店” 。可以据此推测“鱼鳞或俞灵 ”可能就是我们要寻找一个古城遗址有关。我们当从“俞”字入手。俞即鄃也。《辞海》、《词源》均言：俞yú、shù，通鄃。所以，俞、鄃二者通假可信也，可以说，汉字中原本没有鄃字，用俞假代，后西汉因设置鄃县，才有了地名专用的鄃字。古代文献多用俞，而不用鄃，盖此由也！俞灵城也可以看做有古俞国演变来的，“俞”之由来，据考古论证是殷商时期古俞伯国的首都“俞 ”。殷商时期在今山东省兖州西部有一个古俞国，位于今山东省梁山县一带，俞国的国君叫作俞伯。“俞”与“鱼”在远古是混用，“俞 ”为独木舟；“鱼”也是捕鱼、渔业，都能表达善于水上或在上水生活方国。“鳞”与“灵”古音相近。

古俞国虽不见甲骨卜辞，却在青铜器的铭文中有记载，晚商时代的古俞国是商王朝的骨干人员，俞国首领长期担任殷商王朝重要官职。

在商代第五次迁都之地，就出现一个“鱼 ”的方国名字，历史记录相符合。俞国（或鱼国）经济文明发达，有一支强大武装力量，支持商朝对南方作战，消灭林国（目的就是为铸造青铜器而掠夺铜矿资源）。通过晚晴出土七年青铜器铭文，说有“田俞”和“亚俞”是去驻守林国。

古俞（鱼）国的小臣犀尊

引以为豪的商代末期的东夷之战，就记载在青铜器“小臣犀尊 ”（现流失海外）的铭文中，清晰记载战后被褒奖的事：奖的情景：“丁子（巳），王眚（省）夔（kuí）庸，王易（赐）小臣艅夒贝，隹（唯）王来正人（征夷）方，隹（唯）王十祀又五，肜（róng）日。”铭文大意：丁子巳（祀）这天，商王帝辛巡视至夔庸（城），赏赐小臣艅（俞）夒贝（夒城的货币），以质嘉奖，因维帝辛十五，小臣艅（俞）跟随商王伐东夷的功绩。肜祭之日，小臣俞因此而制作铜器供子孙纪念。

关于商代俞国的结局，随着商朝的覆灭，古俞国也被周族征服，但应该没有被灭祀。随着近代考古，直到上世纪处，在平原县阚庄考古实物发现，被证明西周初期古俞国，在“三监之乱”后被迫迁封到了今山东平原县腰站镇北阚家庄（当地人也称“城子顶 ”），成了西周的一个伯爵小国，受鲁国管辖（同属古兖州）。这期间有西周青铜器“俞伯簋（gu）”、“俞伯卣（yu）”（清末罗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出土于山东济南市历城区境内的春秋早期铜器“鲁伯厚父盘 ” ，铭文：“鲁伯厚父作仲姬俞媵盘。”以及“鲁伯大父簋”，铭文：“鲁伯大父作仲姬俞媵簋，其万年眉寿永宝用享。 ”姬俞，鲁国公主，即鲁伯厚（大）父的女儿，这是鲁君为女儿做的陪嫁媵器，女儿即将嫁往俞国，故称姬俞。这是鲁俞通婚证据。说明春秋早期俞国与鲁国关系友善，还有过联姻。

古俞国的俞伯簋

古俞国为什么没有记录于史书，更没有记载灭国事件，可以推断外因大，非战争灭国。

东周公元前771至公元前602年前晋国的范围从古冀州至太行山以东至古黄河之间，伴随春秋争霸开始扩展清河之间以北华北平原。周定五年时，即公元前602年，黄河在宿胥决口向东，与漳水合流，在河北盐山县入海。从此黄河改道，不断东移，甚至占领古清河古道以东，最终达平原县境内，也就是平原津。几百年泥沙堆积到东汉初年公元11年，长达613年淤积，已经形成长200多公里，宽50公里的黄河故渎（即沙河）。

可以说：古俞国在春秋中期已经臣服晋国或齐国，但真正灭国绝祀的是这次有史以来第一黄河决口，古俞国就这样慢慢淹没在黄沙之下，因不是战争灭国所以各国都无记载，“国之大事，祀与戎”。

齐晋会盟之地

黄河稳定后，也就成齐晋两国天然国界，齐国开始在晏地建城。公元前536年（即齐景公12年，晋平公22年），齐晋两国诸侯于平原西边古俞国的黄河渡口岸边筑台会盟，会盟台气势高大，巍然耸立，眼前河水汤汤，身后沃野千里。又因齐晋两国诸侯于夏季曾会盟于此，称为“夏盟”，故而得此地名“夏津”。所以夏津名字也起源地在平原境内。（《汉书》记载，在汉朝初年重置俞县时，县治所在今天平原县腰站镇王双堂村，也就北阚村的南边，两村紧邻。)也有资料说古俞国属齐，齐晋以衞河为界论，为齐国之西边边。《恩县志》记载，春秋时属齐国里丘。古俞灵方国也尝受黄河决口一支屯氏别河泛滥，城池受损，（此河古遗址就是王打挂窑厂向南之刘宁口河道，古遗迹宽几里地），再有齐国国力衰弱，所以齐国防线退守浦河——屯氏别河迤东。古俞伯国驻地也东移张官店东北，称张公城（也就是平原邑前身）。晋国在对岸重建古俞城，保持对峙，也应对当地民语“现有张官店，后有俞灵（鱼鳞） ”说法。下篇继续讲解古俞国之后的----俞灵城。

所以古俞国灭亡时间大体在公元前602-536年之间的66年之内的事。

我们通过一层层揭示，把诸多事件串联起来，这样一个真实的古俞国就完整呈现我们眼前。古俞国可以分位两阶段：

第一阶段是商王朝时代以及西周初年的周公于公元前1042年平定“三监之乱”；时间上限几乎与商族同步，属于“子”姓，后因封地得“俞 ”或“鱼”方国。后世得俞姓。

古俞国北迁徙路线草图

第二阶段是从公元前1042年“三监”之乱后，被强迫北迁至平原县境内，到春秋中期（公元前在570年左右），大约五百年时间。

至于古俞国的文化遗迹全面展现，还需要考古专业人员继续艰苦不懈努力，像墓葬区可能更向北，马颊河在当时是不存在的，庞营村在现在地理地图上是最高点，还有二十多年前村里打深水井，也出现过大漏水的现象。希望将来有更多考古结果来填补本地区文化断层问题。

大辛庄遗址　商代中晚期遗址。位于山东省济南市东北约 4公里处。面积约10万余平方米。1955年起，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等单位曾多次调查和试掘。遗址延续时间较长，对探讨山东地区商文化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遗址的商代文化堆积一般厚1米左右，最厚的达4米。试掘中没有发现居住遗迹。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和铜器。陶器的器形有鬲、□、豆、簋、罐、盆等，见有硬陶、原始瓷器和白陶的残片。石器有斧、锛、刀、镰。骨器有笄和镞。此外发现有卜骨和卜甲，卜骨有钻、灼而无凿，也不见刻辞。铜器只发现有镞、针和锯等小件器物。1970年曾发现一批青铜器，有 □、觚、□和2件铜戈，可能是墓葬的随葬品，年代相当于殷墟早期。　公元前２１世纪—公元前１６世纪，当夏朝人以河南西部为中心确立统治范围时，远在山东的东夷人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土著文化——“岳石文化 ”。公元前１６世纪，商人灭夏，在中原地区立定脚跟后不断向东扩张，将山东境内的“岳石文化”渐次同化和取代，最终完成“邦畿千里”的版图。这一段历史是如何发生的？在考古人员对大辛庄遗址的历次调查、发掘和研究中，通向远古的时光隧道逐渐打开了缝隙……

发现——

打开通向远古的时光隧道大辛庄遗址考古日前结束为时２个月的田野发掘，被挖成一个个探方的考古现场开始回填。尽管戴着遮阳帽，考古队领队、山大考古系教授方辉和他的考古队员们一个个还是晒得脸色黝黑。

“这次大辛庄遗址发掘出较大规模、成组的墓葬群，共清理出商代早期至晚期墓葬２３座，几乎每个墓葬中都有兵器，应当是一个家族或军旅的墓葬群，其中一墓葬有殉人现象。发现窖穴、灰坑２００多处，有字卜甲８片，青铜器３０余件，其中有觚、鼎、爵等礼器和戈、剑等兵器。发现的生产工具多为石斧、石镰，骨针、骨锥、蚌铲等。 ”站在探方隔梁上的方辉对记者介绍说。

而此前的近７０年中，大辛庄遗址早已是“宝贝迭现” 。

１９３５年，济南东郊大辛庄农民在村东蝎子沟挖土时偶得一批青铜器。齐鲁大学英籍教师林仰山获悉此情后于次年冬天赶到现场进行调查，正巧看到沟边挖开的墓坑。在清理完墓中陶器、铜器后，林仰山还买到一残碎铜觚的上口。５年后，他又戏剧性地从朋友那里得到了铜觚的下部。

１９６０年，山东大学历史系教师刘敦愿与刚参加工作的蔡凤书步行来大辛庄调查。蔡凤书一眼看出蝎子沟沟壁上挂着的一个完整灰褐色陶盆是商代器物，两人兴奋不已。这件现存山大博物馆的陶盆是该校在大辛庄采集到的首件完整器物。

除无数次的调查外，建国后从１９５５年到１９８４年，考古工作者对大辛庄遗址的试掘、探查也已是六进六出，试掘面积最大的一次是１９８４年。时任考古队领队的山东大学教授徐基说：“当时共发现房址６座，灰坑２００余个，甲骨约４００片，复原完整陶器１００余件，找到一处商人族墓地，清理出１５座墓葬。其中５号墓出土了成套礼器（鼎、觚、爵等），为以往多次发现的青铜器找到了源头。”揭秘——

从碎片中拼接历史的原形考古不是简单的“挖宝 ”，其真正价值在于从古人的遗迹遗物里，解读未知的古代，从文明的碎片中拼接历史的原形。

从大辛庄遗址发现之初，学者们便在猜测，商文化是大辛庄的本土文化还是外来文化？如果是后者，那么商文化是何时介入大辛庄的？

１９７３年，蔡凤书汇集１９５５年—１９６３年的大辛庄历次调查材料，第一次提出“它包含了早商至商末周初的东西”。通过１９８４年的考古发掘，徐基得出结论，商文化在大辛庄的存在时间段是商代早期晚段至商代晚期，最早出现时间距今３５００年左右。刚刚收尾的２００３年大辛庄遗址发掘再次证明，所发现商文化没有早于这一时间段的。

“《竹书纪年》有商王中丁征兰夷（东夷部落）的记载，大辛庄商文化的外来可能与此事件有关。至于大辛庄的有些东西似乎比中丁征兰夷时期要早，也可能始自商王太戊时期，文献有‘太戊复兴’的记载，他在位时势力可能到达大辛庄。”徐基说。

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侵入”和同化需要一个过程，这在大辛庄遗址的发掘中证据确凿。如大辛庄所发现陶器中，除灰陶外，素面红褐陶占很大比例。专家认为，灰陶为典型商文化遗存，普遍流行于中原商文化中，素面红褐陶则为夷人土著文化的典型遗存。

１９８４年的发掘中，大辛庄出土的一只小巧骨匕上端刻着“五 ”字符号，字体似武丁时期。而今年３月１８日至２４日，大辛庄遗址先后发现数片龟甲，其中８片刻有文字。据方辉介绍，可辨认出的共２５字，加上那些腐蚀较厉害或只剩下残笔的字迹，共有３４字。此前的百余年中，甲骨文一直是河南安阳殷墟的“专利”。

“大辛庄商代甲骨文的发现具有界标性质。”专程赶来的“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 ”首席科学家李学勤说。他认为，只有占卜活动发展到高峰时期，才会出现在卜甲上刻字的卜辞，一般王侯贵族占卜才会用卜辞来记录。所以，甲骨卜辞的发现证明大辛庄遗址在商代不是普通区域，应是商王朝在东方的一处中心性的聚落，盖为一处方国都邑。值得一提的是，在１９８４年的考古发掘汇报表中，徐基就曾推断，大辛庄可能存在一个与商文化有密切联系的方国。

“除甲骨文外，在大辛庄出土的青铜爵上还首次发现了族徽，虽然在现代汉字中没有找到对应的字体，但它的发现是一个重要信息，是研究大辛庄商人部落的一个重要佐证。”方辉透露说。

蔡凤书介绍说，目前在山东省发现商代遗址或有商代文化遗存的地点３００多处，但是经过正式发掘的只有十处左右，除了济南市大辛庄之外，还有如滕州市前掌大、泗水县天齐庙、济宁市潘庙等，这些商代文化遗址大部分在鲁西地区。这说明，在商代末期济南附近地区不仅已经纳入“邦畿千里”的商帝国版图，而且在文化上也融合到中原地区中，东夷人那种特有的文化基本上不再继续存在。思索——

大辛庄还有多少谜团在解开一个又一个谜团的同时，大辛庄遗址带给学者们的思考亦接踵而来。

思索之一：甲骨文内容是什么，还有可能再次出土吗？

方辉说，初步可以判定，其内容是对某位“母 ”的祭祀。即要不要对“母”进行祭祀，如需要，将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祭祀。

对此也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甲骨文中的“母”通“女 ”，其内容是祭祀时要不要用女来作牺牲的意思。

“按道理，既然有人已经开始用甲骨文，这么大一片遗址下应该还藏有甲骨文。但已出土的甲骨文距地表仅４０厘米，如此浅的地层，不少在汉代取土时就被破坏了。建国后，大约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还进行过深挖土的耕种活动。所以，今后发掘中甲骨文能否再次出土仍是个谜。”方辉说。

思索之二：如果大辛庄是商代的方国，为何没有发现“城”？

学术界一般将城、铜器和文字作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三要素。在青铜器、甲骨文被发现之后，大辛庄遗址中“城 ”的隐而不现自然引起人们的猜疑。如果大辛庄确是商代的方国，为何没有发现“城址”？

在此次考古发掘后期，大辛庄遗址Ｔ０４０１、Ｔ０４０２号探方发现一段神秘夯土层，当时考古人员怀疑这就是大辛庄方国的城墙遗址。但从解剖结果看，这段夯土层的宽度仅有五六米，也与当时城墙宽度在十米以上的标准有一定差距。方辉最后判定，它可能是当时的一处大型的建筑基址。

１９８４年和今年对大辛庄遗址的发掘面积分别是８００多平方米和６００多平方米，相对于３０多万平方米的大辛庄遗址总面积，充其量只发掘了其中的１／２００。因此在未来的考古发掘中，“城”得以发现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思索之三：甲骨文中出现的地名“乐”和“泺 ”指的是大辛庄吗？近年来，在考证文化历史名城济南的源头时，有学者提出，甲骨文中多次出现的“乐”、“泺”指的就是济南，其具体位置在泺水之源趵突泉附近。对此，大辛庄遗址发掘的两任领队徐基和方辉进一步指出，“乐 ”、“泺”指大辛庄的可能性很大。

方辉说，“泺”是甲骨文中多次提到的一个地名，我认为其位置在广义上的济南一带，应是商王驻扎的地方，且是商人与夷人打仗经常路过的地点，这个地方在一定区域内具一定规模。大辛庄北距泺河（小清河）仅３公里，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表明，这里有可能就是“泺 ”的中心区域。

徐基指出，趵突泉一带地势低洼，不适合商代大型聚落点的建立。展望——

累赘还是资源，大辛庄何去何从？　艺术大师罗丹说，“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而对考古工作来说，不是缺少证据，而是缺少发现。

继１９８４年山东大学、省考古所、济南市考古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确定大辛庄商代遗址范围是３０万平方米之后，今年联合考古队在大辛庄周边进行踏查又有意外惊喜。在大辛庄以东约４０平方公里范围内进行大规模踏查时，考古队员新发现上到８０００年前的后李文化下到汉代的５０多处遗址，其中，有七八处商代遗址，虽然规模较小，但包含物很丰富。

谈及大辛庄遗址及周边遗址的保护和考古，方辉认为，要做的工作很多也很紧迫。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有新石器遗址的洪家楼、甸柳庄、葛家庄一带，现在均被楼群所覆盖。伴随着城市化脚步的逼近，今后如何保护大辛庄这片弥足珍贵的古文化遗址将很快变成一个形势严峻的问题。对此，方辉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城市发展与文物保护并非是完全冲突的，文化遗迹完全可作为一种文化资源来利用。利用好了就是保护，否则会让地方上觉得遗址是个累赘。大辛庄遗址完全可以建一个商文化遗址主题公园，提供休闲场所的同时还能发挥文化教育功能。

“大辛庄是山东境内最早的、最大的、最丰富的、最重要的、特征最鲜明的、出土甲骨文最早的商代遗址。”这是徐基对大辛庄遗址最新归纳出的“六个之最 ”。他说，与中原地区商文化相比，大辛庄类型存在鲜明的“个性”，诸如陶器中红陶较多且少见壶、觚、爵等日用陶器、水井于相邻边挖角窝、墓葬普遍设腰坑，殉狗普遍和卜骨不用凿等，均为中原商文化所少见。济南作为一个都会城市其历史可上溯到距今约３５００年商代前期晚段，作为见证这一历史的大辛庄遗址，建遗址博物馆意义重大。

据悉，除商代遗址外，大辛庄还发现了龙山文化、西周、东周和汉四个时期的堆积。如此重要的遗址堪称蕴含济南乃至山东古文化的“数据宝库”，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它的未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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